1987年到1995年,齊邁可(Mike Chinoy)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。近年他以撰稿和記者的身份參與了《報導中國》(Assignment China)的創作。這部12集的系列紀錄片由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(U.S.-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)攝製,講述了1945年至今美國駐華記者的歷史。影片的創作基於這樣一個假設: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導,對美國公眾以及全世界如何看待中國有著重要影響。這一系列紀錄片將觀眾帶到了台前幕後,看到幾十年以來記者如何報導有關中國的故事。由齊邁可任記者的有關1989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一集,只是大故事的一部分,從中可以看到都有哪些記者,在以何種方式工作,尤其是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如此緊張、關鍵的時期。齊邁可正是參與了1989年報導的記者之一,6月4日,也就是他生日那天,他在北京報導了死傷慘重的軍事鎮壓。

在臨近6月3日和4日的軍事鎮壓28週年之際,齊邁可向紐約時報中文網講述了當時的情景,以及這對如今外國記者報導中國有什麼啟示。採訪通過郵件進行,經過刪減和編輯。

1989年時的CNN北京分社成員:齊邁可(中)和攝影師Cynde Strand(左)、錄音師Mitch Farkas。
1989年時的CNN北京分社成員:齊邁可(中)和攝影師Cynde Strand(左)、錄音師Mitch Farkas。

COURTESY OF MIKE CHINOY

紐約時報中文網:世界上很多人都記得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的事情,因為他們當時正在電視上看著事件一步步發展。但在中國,很多人對這件事並不了解,因為政府禁止有關鎮壓行動的公眾討論。6月4日正好是你的生日。告訴我們28年前你是如何度過一天的,發生這一系列事件對你自己有什麼改變,你對中國的理解又發生了什麼變化?

齊邁可:作為1987年至1995年間CNN北京分社的社長,1989年整個春天我都在報導學生的抗議活動。從一開始我就認定,共產黨不會容忍有人公開挑戰黨的權力,那幾週我也一直擔心事件會以悲劇告終。

當時的通訊方式跟現在比是很簡陋的,因此5月初的時候,CNN在北京飯店開了一間對著天安門的房間,可以從一個很好的角度看到長安街。我們用房間作為給拍攝器材充電的地方,也可以讓我們自己短暫休息,以便之後回到天安門廣場,我們一天24小時都有人員在那裡。房間裡也有一部電話,好讓我們定時與CNN在亞特蘭大的總部聯繫。6月3日下午,很明顯事件要進展到高潮了,我回到北京飯店。我一整晚都待在酒店房間裡,通過電話直播著我從陽台上看到的景象,同時轉述其他CNN的同事在北京各地發來的訊息。我當時非常沮喪,因為我很想置身於天安門廣場正中間。就像當時很多記者一樣,我因為需要和總部聯繫而受困。但是,房間的位置非常有利於觀察,我可以看到解放軍向北京的中心漸漸靠近,以及對廣場的佔領。不用說,這過得並不像生日。

那天的事件證實了我一直以來的推斷——共產黨會在必要時採取一切手段,緊握手中的權力——只是此前未能如此真切地目睹它的發生。就像很多旁觀者一樣,當時我不能肯定鎮壓行動能否成功。我怎麼也不會想到,僅僅三年之後,經濟改革進程又重新復甦,更不會想到改革能一如既往地成功。天安門事件結束之後,許多記者和觀察人士都聚焦在鎮壓上,而許多人忽略了經濟改革進程未曾停滯這一事實。我們後知後覺,在90年代初才意識到這一股動力積攢了新的能量,並會在之後促使中國經濟騰飛。

齊邁可,2017年。
齊邁可,2017年。

COURTESY OF MIKE CHINOY

紐約時報中文網:當你製作影片和採訪1989年的同事的時候,有沒有得知一些之前不知道或是當時沒意識到的事情?他們透露了什麼關鍵信息或見解呢?

齊邁可:在為《採訪中國》做的採訪中,有一點很明白,就是要實時報導一個如此宏大而複雜的事件有多麼困難。街道上人山人海。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太願意跟西方媒體溝通的威權政府。記者真的是日以繼夜地露宿在天安門,疲勞而緊張,還要不斷面對截稿時限的壓力。事後看來,我覺得當時在場的西方媒體對整體形勢的掌握基本上是正確的。但我們也錯過了很多因素,或是未能詳細報導出所有細節。

其中一個問題是,隨著示威活動在5月中旬達到高潮,共產黨的態度開始緩和,表示願意做出全面讓步,許多記者因此相信事情會有一個「圓滿結局」。有人乾脆把這件事和1986年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獨裁者費迪南德·馬科斯(Ferdinand Marcos)的菲律賓「人民力量」革命相提並論。對於我來說,這反映出對共產黨行事方式認識不夠。在發生鎮壓的時候,向世界各地的新聞受眾傳達這樣一種印象,只會加劇他們的憤怒和悲痛。

另一個問題就是,當時就使用「天安門廣場屠殺」(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)一詞產生過爭議。這一詞已經成了媒體對整個鎮壓行動的某種簡稱。它在當時被廣泛使用,至今仍然在用。但是,有幾個當晚在天安門廣場的記者告訴我說,在廣場本身的範圍內,沒有證據顯示發生過大規模的殺戮。事實上,正如一些記者所說,最嚴重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長安街上,解放軍向天安門推進的時候。使用這一簡稱情有可原。但由於用詞不夠精確,中國當局獲得了禁止更廣泛的新聞報導的武器。正如當時在現場的CBS新聞頻道(CBS News)記者理查德·羅斯(Richard Roth)所說,在這件事中,「明確事實是很要緊的」。

紐約時報中文網:1989年夏天最有標誌性的一幕就是一個男子隻身站在一列坦克前面。當時還沒有數碼相機或是iPhone。一名美國學生把膠捲藏在內褲裡,偷偷帶美聯社分社。技術限制對你們報導一個重大事件的工作有何影響?

齊邁可:現在,新聞消費者可以從電視或網上看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地方的直播影片,人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了。現在用iPhone是可以做到實況轉播的。每個人都有手機和無線網路。而這些技術在1989年幾乎是不存在的。

美聯社記者將站在坦克前面的男子這張照片的膠捲交給了一名學生,由這名學生帶到了美聯社,並在那沖印和傳送。CNN的錄像由專人帶到香港,並從那裡傳送出去。如果現在有類似事件發生,很可能是用一部iPhone直播。

1989年,齊邁可在天安門廣場。
1989年,齊邁可在天安門廣場。

COURTESY OF MIKE CHINOY

技術上的變革是驚人的。然而,這在某種程度上讓記者淪為新技術的囚犯。現在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直播,在網上發布信息,運用社群媒體等等。但有時候,做這些的壓力意味著,記者在今時今日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深度報導、思考、分析,或在發稿前核查多個消息來源。因此,速度帶來的是報導錯誤或不完整的風險。在1989年,把報導傳出去的壓力是很大的。但通常報章記者每天只有一個截稿時間。美國三大電視網只有一場晚間重要新聞時間。即使全天24小時播出的CNN也不需要不斷播出直播片段,所以我們有足夠的自由可以做調查。今天情況則不一樣了,我擔心會因為需要即時信息,對精確度和背景會有負面影響。

紐約時報中文網:5月20日,政府命令你關閉CNN的廣播設施,你是如何決定將那一刻轉播給全世界看,在不能傳送廣場上的實時畫面的情況下,你是如何做餘下的報導呢?

齊邁可: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於5月15日那一週到訪,CNN和其他國際廣播公司得到中國政府許可,可以帶衛星設備,原意是對到訪一事進行報導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自己的碟形衛星天線、微波鏈路以及其他傳輸設備。當時戈巴契夫到訪的地點就是天安門廣場,完全被示威的學生搶了風頭。中國政府沒有料到抗議規模如此之大,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事件也出現了分歧。結果是,戈巴契夫的訪問全程都能允許進行實時轉播。那一週,CNN的直播時段有相當一部分用於展示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。

但就在前蘇聯領導人離開一天之後,政府開始實施戒嚴,實時影像傳輸就停止了。5月20日早上,兩名中國官員來到CNN在喜來登長城飯店的工作間,命令停止信號傳輸。CNN的製片人和他們談判,嘗試爭取時間,來自另一家電視網的一名攝像師連上了一台攝像機,直播了交涉本身。這一次對峙成為了電視新聞史上最具標誌性的時刻之一。在衛星傳送被中斷之後,就只能用電話進行實時報導了。錄像帶只能讓人偷偷從北京帶出來,到香港或東京再傳送出去,這就意味著從拍攝到電視播出會有幾個小時的間隔。

紐約時報中文網:你覺得管理、信息傳送以及政治宣傳方面,天安門事件給共產黨帶來了那些直接的教訓,他們如今方式有何不同?在習近平時代,讀解時局的難度又增加了多少

齊邁可:共產黨從1989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訓。對中國媒體的管理變得前所未有地複雜。中國漸漸變得富裕、強大,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正在花費更多精力,嘗試塑造國際報導中的形象。外國常駐記者近年受到了很大壓力,若有新聞機構的報導是共產黨不喜歡的,共產黨就會對其採取懲罰措施。即便如此,我自己的感覺是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,對比我在7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無疑開放了很多。雖然有一定限制,外國記者仍然可以去到不同地方,跟各種各樣的人交流。因此,如今外國記者還是可以很好地報導中國社會。

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前夕,齊邁可在北京飯店屋頂為實況轉播勘查現場。
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前夕,齊邁可在北京飯店屋頂為實況轉播勘查現場。

COURTESY OF MIKE CHINOY

然而,要理解這個非常神秘的領導層的內部運作仍然非常困難。雖然比起我開始到中國的時候,現在的中國外表光鮮或現代化了,中國領導人出國和拋頭露面的機會更多了,中國媒體氛圍也更加開放,但是在很多方面,記者對中共高層內部運作的了解並沒有比30年前好多少。

紐約時報中文網:你在影片內提到,記者公開對示威者表示同情,因為當時很難不被高漲的情緒包圍,看到事情全貌。這對於外國媒體理解中國的能力,以及報導出中國的複雜性有何啟示?

齊邁可:每個記者都會將自己的經歷、價值觀以及看法帶入任何報導之中,難點就在於要保證記者的背景不會影響他/她如實報導眼前所見。西方的記者都來自以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和政治多元為基本價值的地方。因此,當他們報導中國或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的時候,這些價值觀也會隨之而行,他們通常會本能地與那些有相似價值觀的人產生共鳴。有時候,這可能導致他們過度聚焦在一些問題上,而對其他事情有所忽略,這也可能導致他們對發生的事情產生誤解。要站在報導對象的角度想問題,或是了解他們的想法,需要額外的精力。當我現在看西方媒體在中國的工作,我看到許多記者可以放下自己的偏執,在許多問題上都能製作出非常有說服力的報導。

紐約時報中文網:你可以在中國國內放映這部影片嗎?中國以外的華人觀眾對它的反響如何?

1989年,齊邁可在天安門廣場。
1989年,齊邁可在天安門廣場。

COURTESY OF MIKE CHINOY

齊邁可:我們在中國放映了前面幾集,比如關於美國記者如何報導中國內戰、1972年尼克森訪華以及鄧小平早期改革開放政策那幾集。但1989年的事件太敏感了,那一集獲准在中國放映的機會微乎其微。

紐約時報中文網:不論你的政治觀點如何,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。除了1995年的紀錄片《天安門》(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),沒有真正關於它的大製作。你覺得現在或將來,出現一部大製作電影或電視迷你劇的前景如何?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,這個題材對於好萊塢是不是太冒險了?

齊邁可:好萊塢的未來與中國及中國市場的連接越來越密切,有越來越多聯合製作的作品,中國公司也在併購美國的製片公司以及院線。在這些情況下,再加上題材的敏感性,我覺得天安門事件的故事不太可能變成一部長篇電影。

Advertisements